1.长沙历史资料
2.刘三吾茶陵人文言文
3.茶陵云阳山景区在哪里
4.茶陵李东阳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明代李东阳著。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县）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0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被称为贤相。晚年时因见宦官刘谨把持朝政，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无度，自己多次上疏进谏又毫无效果，便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去首辅职位回乡养老。他入阁相18年，清廉俭朴，不仅自己才学渊博，又能奖励后学，推荐隽才，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大多灿然有成就。以宰臣之尊为文章领袖，在明代，杨士奇之后，就是李东阳一人。天下翕然奉为宗匠，不少文学之士都围聚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派别茶陵诗派。
李东阳不仅以书法闻名，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李东阳论诗，反模拟，主性情，推尊李杜但又不拘一格。主张取法盛唐，反对台阁体的萎弱冗踏，带有复古倾向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他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间的过渡人物。由于久居高位，长期脱离底层民众，虽有忧国忧民之心，写有《风雨叹》、《偶成四绝》组诗，但显得很空洞。诗作主要是在声律技巧上下功夫，讲求声、色并重，他认为诗歌的较高境界应该是“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不仅注重色泽耀眼，而且注重音调和谐，代表作有《西山十首》《江中怪石》：《登清凉寺后台》等。其《拟古乐府百首》以乐府体诗作史论成一家之言，也从形式上为前后七子拟古诗的创作开了先河。
著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为100卷。其中诗前稿20卷、文前30卷、诗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杂记10卷。嘉庆间重刻本附有法式善、唐仲冕辑《明李文正公年谱》7卷。
今有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年版。
长沙历史资料
南岳圣帝发现衡山恰恰有七十二峰，于是把南岳宫建在衡山。宫殿建成后，好多神仙去祝贺。太上老君、观音娘娘也去了。太上老君说：“茶陵云阳风景好，风水也好，你为什么不在哪里建造宫殿？”南岳圣帝说：“那座山样样都好，只可惜只有七十一座峰。”老君听了连连叹气。
观音娘娘听说云阳山有这么好，回南海时特地转到云阳山，她站在紫微峰上数山峰，连数了三遍，都是七十二座山峰，一座不少。低头一看，发现南岳圣帝坐的屁股印和两个脚印，这座山峰被他座得起了皱折，层层叠叠 ，有些岩石也突露出来了。原来他忘记数自己屁股下的紫微峰，所以七十二峰少了一座。
观音娘娘把这些告诉南岳圣帝，南岳圣帝很后悔。后来他在云阳山建了一座避暑行宫，每年的农历六七月，南岳圣帝便到这里避暑。这时，方圆十几个县有很多人上山敬香。所以人们把云阳山称为小南岳，又名“古南岳”。 —————摘自茶陵民间文学集成
刘三吾茶陵人文言文
距今约15—20万年以前， 长沙 有 人类 的活动，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 历史 进入 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5000年，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进入母系社会；约公元前30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屈家岭文化阶段；约公元公元前2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 龙山文化 阶段，这时有了原始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
夏商周以前
商 周 及商周以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传说始祖 炎帝 和 黄帝 都曾来过长沙。 司马迁 的《 史记 ·五帝本纪》说，黄帝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儿子少昊氏（ 宋朝 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之意），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长沙， 夏代 属古 三苗 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作为古越人（古长沙越人为扬越的的一支）到这时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商周时期，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事频繁，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臣服纳贡。《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 诸侯 来贺，贡物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古越文化与中原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的传人，长沙进入 青铜器时代 。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生活，主要以 石器 作为工具，生产上依靠刀耕火种。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 西周 后期出现了铜制大锄（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铜插（即耙，用于松土和起土的农具）；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长沙出土的大批商周青铜器，大多具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越族风格； 1938年 宁乡 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是商周青铜器中珍品； 1959年 以来宁乡、 长沙县 出士的十几件铜镜，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 中国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铜镜。
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
东周 以后，进入 春秋时代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年代，春秋末期， 楚国 （荆楚）的势力进入长沙。 战国 初期，越国灭 吴 ，楚越对峙开始，长沙成为楚国东南边睡的要塞。战国中期，楚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对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包括湖南湘北、湘中、湘南广阔地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楚国在长沙建立了城邑。楚人对长沙的进入，加上经过数百年的战争，古越人消失了，长沙古越文化被楚文化替代。
楚人的南侵，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 铁器时代 ，长沙结束了商周以来延续了1000多年的原始状态，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楚国至楚怀王时国势日弱，诸侯各国特别是 秦国 对楚国多次发起战争，前222年，秦国大将 王翦 帅军南下，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楚国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楚国灭亡。长沙（湖南）作为楚地和楚国军事重镇的时间长达800多年。
秦汉时期
秦代的长沙郡
秦国 灭掉 楚国 ，在原楚 江南 之地设立“ 长沙郡 ”，之后就是 秦王朝 的诞生，长沙为 秦代36郡 之一，从秦代开始，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 行政区域 载入史册。秦代 长沙郡 涵盖今湖南大部分、 湖北 以南、 江西 西北和 广东 的连县、 广西 的全州等地， 面积 几乎相当于今湖南全省，湘县为治所。
西汉时期长沙国与长沙王
秦朝 灭亡， 汉王朝 建立。 刘邦 称帝之后，公元 前202年 封 西汉王朝 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朝的长沙郡建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临湘县驻所作为国都，也标志着 湖南 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 诸侯 国，长沙成为王国都城。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最高官员），其王位世袭，但自 东汉 汉朝对诸侯王国改变体制之后即公元前144年，实际成为有名无实的番王了。长沙国从公元 前202年 始封至公元 7年 废除，存在200多年，长沙国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
吴氏长沙国
古长沙城作为汉王番都，临湘古城位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为历代长沙王的驻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古书《 水经注 》记载，临湘城（即古长沙城，史称临湘故城）系吴芮始封长沙王建筑。公元前157年，吴氏长沙国废除。
吴氏长沙国时期，为古代长沙历史上辉煌时期，政治上始终不渝维护国家统一，是西汉王朝的忠实诸侯王国。刘邦所封八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英布等七个诸侯王全部消灭，唯独吴氏长沙国自始自终效忠朝廷，就是淮阴王英布(即长沙王吴芮之女婿)反叛，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还大义灭亲。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死，因无子被撤除，共传5代，历时46年。王国的官吏制度与西汉朝廷相同，设有丞相(汉高祖初曾称柱国)，由朝廷直接委任，名为辅佐诸王，实际上是派来掌握本国实权以控制地方的。
刘氏长沙国
前158年 文帝 之子文帝继位，重置长沙国，史称“刘氏长沙国”，公元前155年，景帝庶子刘发封为长沙王。刘发之长沙国正值西汉王朝大削诸侯王国势力的时候，至此，疆域广阔的长沙国分离出南部另立桂阳郡和零陵郡。自前155年封地，到 前145年 ，随着朝廷对诸侯番国管理体制的改变，这时的长沙国瞎地大为缩小，已析出桂阳郡和零陵郡，仅有临湘、罗、下集、益阳、连道、湘南、安城、丞阳、茶陵、攸、昭陵等13县；长沙国的番王至此也削除了实际权力，不得干预自己所辖诸侯国的政务，成为名义上的王，上至相（管理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改制以前称为“臣相”），下至县令全部由朝廷任免。
“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西汉王朝灭亡而拆除。公元 8年 ， 王莽 篡位自立为帝建“新朝”，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国都临湘改名“抚睦县”。
东汉长沙王、长沙国与临湘侯
王莽很快就被西汉末农民大起义所淹没。公元25年，原 西汉 皇室宗族、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 刘秀 （即光武帝）拥兵称帝，又建立起一个汉朝，因以 洛阳 为都，史称 东汉 。由于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队伍和各色武装割据，刘秀又展开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公元 26年 (建武二年)，刘秀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以控制 洞庭以南 的局势。到 29年 ，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至此，包括长沙在内的 湖南 全境正式归于东汉，长沙的归汉，对刘秀统一天下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刘秀于 40年 (建武十六年)统一 中国 。长沙已早在 37年 ，刘秀以长沙王刘兴等“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将其改封为临湘侯，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
湘州改制为湖南和长沙建制史上的标志。由于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其地位与作用更加巩固。三国的长沙郡，行政范围基本局限于湘江以东地带，隋朝的长沙郡跨越湘江至整个湘中地区，从而基本上奠定了从此直到清代长沙建置的规模。隋朝的统一，湖南重归统一的中央之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往来与联系不断加强，获得了一个广阔和相对安定的空间。
东吴长沙郡
三国 时期， 219年 孙权 夺取长沙至 279年 西晋 灭 吴 ，长沙属于孙吴之地。孙权称帝后湖南政区发生变化，今湖南的大部大致属当时的南郡、武陵、零陵、桂阳、长沙、临贺、天门、衡阳、湘东、昭陵10郡，隶属 荆州 。
257年 ，长沙东部为衡东郡（治所翻县，今 衡阳市 ），西部为衡阳郡（治所湘乡县今湘乡县西），益阳县南部之地析出新阳县（今 宁乡县 ），治所在沩水上游（今宁乡县横市镇一带），属于衡阳郡。
265年 ，长沙郡的安成县（今属 江西省 ）和豫章、庐陵两郡几县设立安成郡，长沙郡瞎地进一步缩小，共辖临湘、测阳、恢、醒陵、罗、 吴昌(汉昌改)、建宁、下集、蒲沂等9县，包括今长沙、岳阳、株洲 3市地以及今属 湖北 的通城、崇阳、蒲沂3县(市)地。
三国时期的长沙郡，上有州（荆州），下有 县 、 乡 、里，为孙吴时代的行政体制。除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官名）已经颇为全备，有掌“选署功劳”的功曹、管赋税的田户曹、管造船的船曹；有负责由贮租米、布帛的仓吏，收贮租钱的库吏。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简胺中就出现了“东乡劝农掺”、“南乡劝农撮”的名称。此外，还有“司马”、“关丞”、“仓田曹”、“录事”等。（资料来源：依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整理）。
西晋·南朝之湘州
西晋 统一中国后沿袭汉代分封制。 280年 (太康十年)，晋武帝封其第六子司马乂为长沙王，以郡为国。西晋初期，长沙郡仍隶属荆州，以临湘为治所， 西晋至南朝的300年中，地方行政仍实行州、郡、县制。
长沙郡下辖临湘、浏阳、巴陵(280年分罗县置，今 岳阳 、临湘地)、罗、吴昌、醴陵、建宁、攸、下隽、蒲沂等10县。280年，新阳县改名新康县，县治迁到今宁乡县治以西10里的冷水铺及万寿山一带。 299年 ，晋惠帝分巴陵、下隽、蒲沂等县设立建昌郡，长沙郡辖地又一度减少。
湘州的建立 ：西晋后期，由于北方势力侵扰，西晋统治重心南移，荆湘地区更为重要。 307年 (永嘉元年)，晋怀帝司马炽从荆州分出长沙、建昌、湘东、衡阳、邵陵、营阳、桂阳、零陵等8郡另立湘州，以临湘(今长沙)为治所。湘州的设立，是古代湖南政治军事上的一件大事。
隋朝的改制
577年 ，北周灭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 581年 ，北周外戚杨坚废周称帝，建立 隋朝 。 589年 (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克建康，陈朝灭亡。从此自西晋灭亡以来长达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
隋统一中国，对南朝的政治体制实行改革。地方行政改州、郡、县制为州、县二级制，废除郡一级。隋文帝时，以长沙有昭潭，改湘州为潭州，设立潭州总管府。
长沙郡废除，所辖的临湘县改为长沙县，并废浏阳、醴陵2县并入；
建宁县亦被废除，并入衡州(原湘东郡)的湘潭县。
隋炀帝时，进一步改制，废诸州总管府，裁并州县，改州为郡。潭州又改为长沙郡，辖长沙、衡山、益阳、邵阳4县，以长沙县为郡治。
长沙县辖地包括今 长沙 、 望城 、 浏阳 、醴陵4县(市)地。区域大小大致与现今长沙市辖区相当。
衡山县为原衡阳郡所辖，后湘乡、湘西2县并入，包括今 湘潭市 城区及 湘潭 、衡山、湘乡、双峰、涟源、 宁乡 等县(市)地。
益阳县亦为原衡阳郡辖，后废新康县并入，包括今 益阳市 城区及 桃江 、新化、 安化 、 宁乡 、涟源等县市地。
邵阳县为原邵陵郡所辖，后废扶夷、都梁2县并人，包括今 邵阳市 及邵阳、邵东、新邵、新化、武冈、洞口、隆回、新宁、城步、涟源等县市地。
盛世潭州
李靖 平定萧梁， 621年 长沙归于 唐朝 。唐王朝地方行政仍沿袭 隋朝 州(郡)、县两级制。636年(贞观十年)，唐全国为10道，潭州属江南道。733年(二十一年)，唐增为15道，潭州属江南西道。
唐朝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将邵阳县划出，另立南梁（州），从长沙、益阳、衡山3县分别划置醴陵、新康(624年又归入益阳)、湘乡3县，南梁共辖6县。
潭州的县级区划也进行了调整
708年 (唐中宗景龙二年)，分长沙县复置浏阳县，并将县治从居仁镇(令官渡镇)迁至今浏阳市所在地。
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衡山县改名湘潭县。潭州仍辖6县，即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直至唐末。
621年湖湘初定，唐王朝在长沙设立潭州总管府，624年总管府改为都督府，管辖潭、衡、永、郴、连、南梁、南营、南云8州军事(624年为7州，南云不在内)。潭州都督府是唐代前期湖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行政长官为都督，但往往兼任潭州刺史，实行军政合一体制。长沙唐中央湖南军事机构所在地，唐前期军事上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全国各冲要之地设置军府，又称折冲府，直属中央。唐玄宗时改革军事，潭州设有桥口(今望城县乔口镇)和禄口(今株洲)、花石(在湘潭)守防。
唐代以前的长沙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于中原地区，经过三国、两晋和南朝长达400年的经营开发，到唐前期，由于社会安定和历任州(郡)县官的治理，赶上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此时的长沙人丁昌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771年(大历六年)上任潭州刺史的张谓曾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唐代宗大历年间，诗人 杜甫 游长沙，曾写下了不少诗章，其《清明》一诗中有：“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干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 争道朱蹄骄齿膝”，也正是盛世长沙一日的写照。
湖南道治所
唐王朝 到 唐玄宗 时繁荣达顶峰，之后开始衰落，至“安史之乱”进入了它的中期，唐中期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764年 (唐代宗广德二年)，衡州设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5州； 768年 (大历三年)，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郴、连2州，长沙成为湖南道的治所。至此长沙等地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即湖南道，“湖南”一词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
湖南观察使设立及迁治长沙，为朝廷稳定湖南局势取重要措施，然而却引起了湖湘武将们的不满。安史之乱后，地方兵将大多骄横跋屋，不服驾驭，“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 当时驻防长沙等地的正是这样一批骄兵悍将。至安史之乱之后，江南一带分裂割据渐涨，湖南一带斗争表现为湖南观察使与悍将骄兵的激烈冲突，而长沙正处于这一冲突的中心地带。 770年 (大历五年)，湖南道迁治长沙仅仅2年之久，湖南兵马使臧即带领一班骄兵起而造乱，肆虐长沙，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灌，演出了一场“兵变”恶剧。发生于770—780年的长沙减价兵变和邵州王国良，即表明分裂割据势力已经在湖南兴起。
楚国王都
五代十国 时期，此时的湖湘地区出现了一个由 马殷 建立的 楚国 ，原唐朝湖南道治所的长沙即为其都城，至此长沙进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马）楚国时代。马楚时期，马殷政治上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经济上，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长沙以及湖南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期间楚国与北方各个的贸易以茶叶为主，湖南的茶叶从此全国闻名。 参见: 五代十国·楚国
军阀割据
951年 ，南唐大将边镐灭 楚 ， 湖南 重新回到军阀割据 南唐即以边镐为武安军节度使，驻节潭州； 952年 10月，刘言乘潭州民情怨愤之机，派王逵、周行逢家兵攻打潭州;南唐在长沙的统治仅一年，即烟消云散。
刘言占据湖南后，湖南的政治、军事重心一度从长沙移至今天的常德市； 953年 刘言被周行逢与王逵合谋囚杀。
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军府事，驻长沙；周行逢主政湖南之后力“矫前人之弊”，以严刑峻法处置悍将，整肃贪官，从此，沅湘间的战乱一度停息下来； 962年 10月(建隆三年九月)，周行逢去世。 962年l 1月，张文表获知周去世消息起兵叛乱 随即以去朗州吊丧为名率兵直赴潭州，镇守潭州的廖简被杀于酒宴席上，占领了潭州。963年 宋朝 占领长沙。
宋代湖南路治所
963年宋军占领潭州，宋太祖规定潭、朗两州“直隶京师，长吏得自行奏事。”原武安军、武平军的建置废除，朗州作为湖南军事政治中心，“在潭州之上”的地位也随之消失了。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防止藩镇割据，规定州、郡长官必须由文臣担任，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改以前“太守、刺史和县令、县长”的称谓为“知×州(县)事”，简称知州(县)。
9年 (至道三年)，宋真宗正式改道为路，全国为15路。原湖南道改为荆湖南路，潭州为治所。真宗( 998年 —— 1022年 )时，荆湖南路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和安抚使司相继设立，三大衙门都设于潭州城内，其安抚使并由潭州知州兼任，长沙又成为湖南9州、军、监的政治军事中心。
宋代潭州区划的调整
宋代 是长沙历史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300多年中，长沙作为湖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更为巩固，长沙行政区划的格局基本定形，后来长沙地区在 元 、 明 、 清 三代长达60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朝初期和中期，潭州行政区划也经历多次调整。
965年 (乾德三年)，废除马楚末期设立的龙喜县将 长沙县 东的常丰场升为县(3年又并入长沙县)；原属岳州的湘阴县划属潭州。
7年 (太平兴国二年)，分长沙6乡置 宁乡县 ，以原唐代新康县玉潭镇(即今宁乡县城)为治所。
993年 (淳化四年)，原属衡州的衡山县划予潭州。
1073年 (熙宁六年)，大臣章享巡察湖南开梅山，分湘乡、邵阳、益阳、宁乡4县地设 安化县 。
1098年 (元符元年)，分长沙县5乡、 湘潭县 2乡置善化县，县治即附于潭州城内。至宋末，潭州共辖长沙、善化、宁乡、 浏阳 、 湘阴 、益阳、湘潭、澧陵、湘乡、安化、佼、衡山等12县，是荆湖南路各州中人口最多、地域最广的一州。
宋代长沙发生的重大
两宋之交时长沙一度为天目、太快人心之处。l126年8月， 北宋 奸臣“六贼”之首蔡京流放 广东 ，行至潭州而死。次年， 南宋 朝廷惩处叛国之臣，伪“楚皇帝”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后于l1月下诏赐死。
宋代政局相对稳定，由于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和一些贤臣清吏的治理，长沙 经济 的发展赶上和超过了中原地区。 文化 上，长沙 岳麓书院 的创立，胡安国、胡宏父子和 朱熹 、张拭在长沙讲学兴教，长沙成为著名的湖湘文化之都。长沙城市的规模扩大，其城垣直至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
南宋初，湖南民族、军阀矛盾尖锐，不已。建炎四年正月， 金 兵攻陷长沙，屠城而去；先后有马友、杜彦、孔彦舟等几股溃兵、土匪武装涌入长沙，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l130年， 洞庭湖 区爆发了著名的钟相、杨幺起义，湖南人民纷纷响应，潭州的宁乡、益阳、湘阴、安化等县也成为义军占领区。短短2年，长沙城垣残破，十室九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子甄乃率所属移驻攸县。
1131年 2月(绍兴元年正月)，南宋王朝曾改荆湖南、北路为荆湖东、西路，分别以鄂州、鼎州(今常德市)为治所，潭州属东路。1131年，又恢复旧制，仍以潭州为南路治所。南宋初，潭州为沿江6大帅府之一，有宰相李纲、张浚，大将韩世忠、王理、岳飞等先后来到长沙。
l132年，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次年10月，宋朝廷以禁军疲沓不堪战事，划分诸统兵大将辖区，潭州先为王理辖区，后因其作战无能，又代之以名将 岳飞 ，长沙又成了声震中外的岳家军的驻防地。在镇压杨么起义的战争中，李纲、张浚、岳飞先后以统帅身份坐镇长沙，指挥潭、鼎、岳、辰、澧等州和湖北的各路军队，先后招降黄佐、周伦、杨钦等义军将领，瓦解义军20余万人，避免了一场血腥。
南宋中后期，长沙时局相对稳定，有重臣名将刘镐、张孝祥、辛弃疾、周必大、真德秀、魏了翁、向士壁、汪立信、 文天祥 、李芾等任职长沙，支撑南宋王朝湖南大局。辛弃疾创飞虎军，张孝祥、真德秀为政廉洁，文天祥治狱清平，都为长沙留下了一段佳话。而向士壁、张唐(张浚之曾孙)、李芾潭州抗击 元 军，悲壮激烈，为宋代长沙添上了英雄的色彩
茶陵云阳山景区在哪里
1. 刘三吾,茶陵人
刘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孙，以字行世。兄长刘耕孙、刘焘孙都在元朝作官。刘三吾在广西躲避战乱，行省用皇上的命令授他为静江路儒学副提举。明朝军队攻下广西，才返归茶陵。
洪武十八年，因为茹瑺的推荐，刘三吾被召到京城，他已七十三岁了，因上奏对答称合旨意，被授官左赞善，积功升迁任翰林学士。当时天下刚平定，典章制度缺少。皇帝迫切希望制定礼乐制度，德高望重的老儒生纷纷去世，这时才得到刘三吾，皇上十分高兴。全部礼仪制度及三场考试选取士人的方法多由刘三吾修改审定。
刘三吾博学，善于写文章。皇帝撰写《大诰》及《洪范注》，完成之后，都命他写序。敕命刘三吾修撰《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都让刘三吾总领其事，赏赐很丰厚。皇帝曾经说：“我曾经看到奎壁之间有黑气，现在消失了，文运恐怕要昌盛了吧。你们应当有所著作，以称合我的心意。”皇帝写诗，有时令他跟着唱和，曾经赐给他朝鲜玳瑁笔。刘三吾上朝参拜，皇帝命他站列在侍卫的前面。皇帝饮宴群臣，赐予他坐在殿中。他与汪睿、朱善并称为“三老”。不久刘三吾年纪一天比一天老，才智一天比一天衰减，往往触犯圣意，皇上对他的礼遇也渐渐轻了。
洪武二十三年，给晋世子讲授经书，吏部侍郎侯庸弹劾他怠惰职责。降为国子博士，不久复职。
刘三吾性格豪爽，与人交往不用心计，自号“坦坦翁”。到了身临大节的事情，坚定不移不能改变他的志向。懿文太子死，皇帝驾御东阁门，召见群臣对答，恸哭。刘三吾进言说：“皇孙是嫡派后裔，继承帝位，合乎礼制。”立太孙由此开始。户部尚书赵勉，是刘三吾的女婿，因接受赃物获罪而死。刘三吾引咎辞职，皇帝同意。不久，复官为学士。
洪武三十年，偕同纪善、白信蹈等人主考会试。发榜后，泰和宋琮为第一名，北方士人没有中榜的。于是诸生说刘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私下偏向乡人。皇帝发怒，命侍讲张信等人重新阅卷，不合旨意。有人说张信等人故意拿鄙陋的试卷呈上，刘三吾等人实际嘱咐了他。皇帝更加发怒，白信蹈等人判处死罪，刘三吾因为年老戍守边塞。皇帝亲自赐予策问，另外选取六十一人，都是北方士人，当时称为“南北榜”，又称“春夏榜”。建文初年，刘三吾被召回，很久以后去世。
2. 古文翻译,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陈君岱云丧其配易安人，则大戚，哀溢于礼。已而谓国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间由茶陵徙长沙，六世百余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门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没，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继，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欢可知也。吾妻从宦五年，既没而敛，求衵衣无一完者，吾之贫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谓何？吾欲不过哀，得乎？”则又日：“吾妻之贤，子宜有所知，请为铭。”余曰：“然。固知之。”
盖安人卒之前一岁，陈君尝大病。余朝夕存问，备得安人侍疾状。他日，又得陈君所述，以是颇详。陈君之病凡三阅月矣，安人单忧极瘁，衣不解带者四十余日，凡可以自致者，无弗致也。久之，则祷于室神，求促其身之龄以益夫寿。犹不应。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药以进。当是时，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陈君之友三数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为。国藩则仰天叹曰：“陈氏累世赖以不坠者，独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无可奈何。明日疾乍平，则皆讶。光蕙觇安人衣袖血迹，稍廉得之，不敢以询。又数日，疾渐瘳，乃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复言，伤病者心也。”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长沙，处士昌纲之孙，岁贡生履元之子，以孝谨特为父母所爱。生二十岁矣，而难其适。有王秀才者，自负知人，谓岁贡君曰；“茶陵陈某，神仙人也。即择婿，不可失。此子今贫，不能衣食，数年后，当为达官。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时，陈君之元配没二年矣。既归陈，不逮事舅，以其事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爱焉。以是得姑欢。凡修所职，皆衷于大体，无巨细必悫。《诗》曰：“何有何无，黾勉求之”，兹可谓贤矣。况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
安人生于嘉庆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长远谟；次远济，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将以某年某月某日归葬于某县某乡某原。余既重其请，乃先期铭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陈君之悲。陈君名源兖，今为翰林院编修，纂修国史也。铭曰：
民各有天惟所冶，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自今无以身代者，有一于此双盖寡。忧劳积剧焉可支？天之所陨非人尸。跖修渊短谁敢訾？铭兹大节贞厥垂，有他淑行以类推。
3. 文言文翻译《宋史·范应铃传》原文：范应铃，字旗叟，丰城人。
方娠，大父梦双日照庭，应铃生。稍长，厉志于学，丞相周必大见其文，嘉赏之。
开禧元年，举进士，调永新尉。县当龙泉、茶陵溪峒之冲，寇甫平，喜乱者诈为惊扰，应铃廉得主名，捽而治之。
县十三乡，寇扰者不时，安抚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乡民租二年，诏下如章。既而复催以检核之数，应铃力争，不从。
即诣郡自言，反覆数四，帅声色俱厉，庆铃从容曰：「某非徒为八乡贫民，乃深为州家耳！民贫迫之急，将以不肖之心应之，租不可得而祸未易弭也。」帅色动，令免下户。
既出令，复征之，应铃叹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争之，讫得请，民大感悦。
有大姓与转运使有连，家僮恣横厉民，应铃笞而系之狱。郡吏庭辱令，应铃执吏囚之，以状闻。
调衡州录事，总领闻应铃名，辟为属。改知崇仁县，始至，明约束，信期会，正纪纲，晓谕吏民，使知所趋避。
然后罢乡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敝，不数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税则例上之总领所，自此赋役均矣。夙兴，冠裳听讼，发擿如神，故事无不依期结正，虽负者亦无不心服。
真德秀扁其堂曰「对越」。将代，整治如始至。
岁杪，与百姓休息，阁债负，蠲租税，释囚系，恤生瘗死，崇孝劝睦，仁民厚俗之事，悉举以行，形之榜揭，见者嗟叹。调提辖文思院，干办诸军审计，添差通判抚州，以言者罢，与祠。
丁内艰，服除，通判蕲州。时江右峒寇为乱，吉州八邑，七被残毁，差知吉州，应铃慨然曰：「此岂臣子辞难时耶？」即奉亲以行。
下车，首以练兵、足食为先务，然后去冗吏，核军籍，汰老弱，以次罢行。应铃洞究财计本末，每鄙榷酤兴利，蕲五邑悉改为户。
吉，舟车之会，且屯大军，六万户，人劝之榷，应铃曰：「理财正辞，吾纵不能禁百姓群饮，其可诱之利其赢耶？」永新禾山群盗啸聚，数日间应者以千数。应铃察过客赵希邵有才略，檄之摄邑，调郡兵，结隅保，分道捣其巢穴，禽之，诛其为首者七人，一乡以定。
赣叛卒朱先贼杀主帅，应铃曰：「此非小变也。」密遣谍以厚赏捕之。
部使者劾其轻发，镌一官。闲居六年，养亲读书，泊如也。
起广西提点刑狱，力辞，逾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钱蠹民，力奏免之。
召为金部郎官，入见，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规模，欲变累年上玩下慢之积习；以悠悠内治之敝政，欲图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论不出于君子，而参以逢君之小人；纪纲不正于朝廷，而牵于弄权之阉寺。
」言皆谠直，识者韪之。迁尚左郎官，寻为浙东提点刑狱，力丐便养，改直秘阁、江西提举常平，并诡挟三万户，风凛然。
丁外艰，服除，迁军器监兼尚左郎官，召见，奏曰：「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庭嫔御之见，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
」帝为之动容。属盐法屡变，商贾之赢，上夺于朝廷之自鬻，下夺于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贫民终岁食淡，商与民俱困矣。
应铃力陈四害，愿用祖宗入粟易盐之法。授直宝谟阁，湖南转运判官兼安抚司。
峒獠蒋、何三族聚千余人，执县令，杀王官，帅宪招捕，逾年不至，应铃曰：「招之适以长寇，亟捕之可也。」即调飞虎等军会隅总讨之，应铃亲临誓师，号令明壮，士卒鼓勇以前，禽蒋时选父子及AT渠五人诛之，胁从者使之安业，未一月全师而归。
授直焕章阁，上疏谢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请又不允。一旦籍府库，核簿书，处决官事已，遂及家务，纤悉不遗。
僚属劝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数也，平生学力，正在今日。」帅别之杰问疾，应铃整冠肃入，言论如平常，之杰退，悠然而逝。
应铃开明磊落，守正不阿，别白是非，见义必为，不以得失利害动其心。书馈不交上官，荐举不徇权门，当官而行，无敢挠以非义。
所至无留讼，无滞狱，绳吏不少贷，亦未尝没其赀，曰：「彼之货以悖入，官又从而悖入之，可乎？」进修洁，案奸赃，振树风声，闻者兴起。家居时，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应铃之门；为不善者，辄相戒曰：「无使范公闻之。
」读书明大义，尤喜《左氏春秋》，所着有《西堂杂着》十卷，断讼语曰《对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应铃经术似儿宽，决狱似隽不疑，治民似龚遂，风似范滂，理财似刘晏，而正大过之。
」人以为名言。翻译：范应铃字旃叟，丰城人。
其母怀孕时，伯父梦见两个太阳照耀门庭，这时应铃诞生。稍稍长大，专心于读书，丞相周必大看了他的文章，赞赏不已。
开禧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永新县尉。县地处龙泉、茶陵溪峒少数民族聚居地要冲，强盗刚平定，作乱的人突然袭击，范应铃查访到主谋的姓名，揪出并惩罚他。
县有十三乡，强盗侵扰常常发生，安抚使移司兼州，起初上奏缓征八乡百姓田赋二年，下诏书同意。以后又催缴检査税租的数量，范应铃力争，不答应。
就赴州自己陈述，反复地说，帅守声色很严厉，范应铃镇定地说：我并不仅是为八乡贫穷百姓，而是也替大人考虑！百姓穷困，用小人之心对付，田租不能收取而祸事却不容易平息。帅守动容，下令免除下等民户田租。
命令发布以后，又征收，范应铃叹息道：这。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文后各题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戍籍居答案小题B小题A小题D小题北方人疏懒，向来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次歉收，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事变的发生，恐怕不能预料。
国家在北方建都，仰仗的是东南地区供给，商人惊散，绝对不是微小的变故。 答案解析小题科：租税；小题A、被，表被动/认为B、在；C、因为D、所：动词涉及的对象，代词；小题D、“请求皇上言广开言路，纳忠臣的良好建议，皇上高兴的纳了他的意见”错。
小题无参考译文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凭兵役籍居住在京城。四岁时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景帝召见考核他，非常喜欢，抱他坐在膝上，赐给果品钱钞。
后来两次奉召他讲解《尚书》大义，符合皇帝心意，诏命他进入京城学习。天顺八年，李东阳十八岁，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
连续升迁后任侍讲学士，并任东宫讲官。弘治五年，朝廷因旱灾征求意见。
李东阳摘录《孟子》七篇大义，针对时政得失，累计几千字，上奏朝廷。皇帝称赞他写得好。
弘治十七年，朝廷重建阙里庙竣工后，他奉命前往祭祀。回来后上书说：臣奉命急行，恰好遇到大旱。
天津一路，夏天的麦子已枯死，秋天的庄稼还没有下种，拉船的人没有完整的衣裳，扛锄头的人面露饥饿的脸色。 盗贼遍地都是，青州更加严重。
南方逃难来的人说，江南、浙东流亡的人满路都是，户口逐渐减少，军队空虚，粮库没有十天的积蓄，官员们被欠几年的薪俸。东南地区是财赋出产的地方，一年的饥荒就达到了这个地步；北方人疏懒，向来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次歉收，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事变的发生，恐怕不能预料。
臣如果不是经过那个地方，那么虽久在官府，每天审理奏疏，仍然不能够掌握其详细情况，何况陛下高居深宫呢？臣在道路上询问，人们都说吃闲饭的人太多，国家费用无度，差役频烦，赋税重叠。京城土木工程频繁兴建，供役军士的财物与气力都竭尽了，每次遇到上京城操练，宁死也不去。
权贵豪门之家，田产跨过郡县，还在不停地请求赏赐。亲王的封国，供给达到二三十万。
游手好闲的人，借皇亲仆从之名，常常在水陆关卡和都会大开店铺，搜刮商税。国家在北方建都，仰仗的是东南地区供给，商人惊散，绝对不是微小的变故。
更有织造府内官，纵容奴仆肆意打人，闸河官吏没有不惊骇奔逃的，商贩和贫民都处在骚动不安的境地，这是臣亲自看到的另一种情况。 民间的实情，郡县官员却不能了解；郡县的实情，朝廷也不能了解；朝廷的实情，深宫中的皇帝不能了解。
起初是包容而隐瞒，最终却是有意蒙蔽。起初因容忍隐瞒的祸患很小，若被蒙蔽祸患就很大了。
臣在山东时，听说陛下因灾异多次出现，敕令群臣畅所欲言，不要隐讳。 但是诏令多次下发，奏章都陈述了，可是事情关涉内廷、贵戚的，动不动就受到牵制，长年累月，都被遏制废止。
臣实在担心，今天所说，又成为空文。请求选取从前朝廷内外的条奏，详细加以选择纳，确实务必施行。
皇帝赞赏叹息，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这时，皇帝几次召集阁臣当面商议政事。
李东阳与首辅刘健等尽心进言来供皇帝纳，对于时政的弊端必定尽力建言劝谏。李东阳精于古文，内阁中奏章大多由他草拟。
奏疏发出，天下传诵。
5. 刘三吾的生平简介刘三吾，明初大臣。
元延佑五年（1319）戊午正月十八亥时生，建文二年（1400）庚辰八月十七日巳时殁，葬茶陵石陂大塘坪盆形，陵墓现存。又名如孙，以字行，自号坦坦翁，系出宋楚国公之裔，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
三吾之父平野曾任翰林学士，有《平野先生集》行世。三吾之兄刘耕孙、刘焘孙均在元朝为官，后遇寇乱被杀。
三吾避寇广西，授靖江教授，后迁靖江儒学副提举。 明洪武元年（1368），明兵攻克广西，于是归隐故里，潜心著述。
明洪武十八年（1385）,73岁的刘三吾由茹瑺举荐，“以文学应聘”入朝，授左春坊左赞誉，后迁翰林学士。因其“博览善记，应对详敏，屡承顾问，悉多称旨”，朱元璋常向他请教治国安民之道、选贤任能之策，并委以刊定典章礼制及三场取士之法的重任。
其间，主纂的《存心灵》、《省躬录》、《礼制集要》、《寰宇通志》等御用典籍，深受朱元璋的赞扬。当时，朝廷征召了一批称之为“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的元朝遗臣和宿儒，“以备顾问”，其中被并尊为“三老”的刘三吾、汪睿、朱善所受礼遇最优厚。
《明史·刘三吾列传》称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至临大节，迄乎不可夺”。正因为如此，他得罪了不少权贵甚至皇上，险送性命。
明洪武二十三年，授世子晋王经，吏部劾其“怠职”，一度由翰林学士降为国子监助教，不久官复原职。明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死后，朱元璋召群臣于东阁门议立太子，说：“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当时皇室诸王多拥有重兵，尤其是燕王朱棣“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振”，凯觎皇位已久。
对此立储大事，百官谁都不敢多言。此时刘三吾却挺身而出劝谏“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适统礼也。
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朱元璋听后不答，大哭而入。后立懿王太子之子允炆为皇太孙。
刘三吾因此“忤旨”，再次由翰林学士降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的女婿赵勉“坐赃”处死，他即以避嫌为由奏请引退。
途经长沙时他写了《得告致仕过长沙》一诗：老夫今日到长沙，风送归舟日未斜。两岸青山如走马，一林红叶似飞霞。
买鱼沽酒寻常事，抚掌长歌喜到家。八十还乡能有几，当时画锦亦堪夸。
但回家不久又被召还朝廷，官复原职。洪武三十年（1398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后发榜，宋琮为第一，是为春榜，上榜者竟无一人出自北方。
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为南方人，照顾其乡亲。
朱元璋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等人阅卷。增录北方人入仕。
后张信说刘三吾判卷无错属实。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
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对考试官严加治罪。
有人上告说刘三吾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知道后更怒，将张信与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命刘三吾戍边。
刘谔、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仅戴彝、尹昌隆免罪。后明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取录任伯安等61名 ，是为夏榜 。
因所录 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再选六十一名进士，都为北方人。
当时所谓“南北榜”或“春夏榜”。此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
这年秋季，朱元璋亲自主考重新会试，另行擢选的61名进士都是“北士”。后人称之为“南北榜”，又谓“春秋榜”，称此案为“南北榜糊涂案”。
明惠帝朱允炆登基后，刘三吾再度被征召还京，复原职，主修《春秋大成》，明建文二年（1400）卒，死时年逾90。其诗作《自题画像》反映他在朝为官十余年的心境：“莫怪三吾不起身，差将两足踏红尘；亲朋相顾毋相问，年老无声懒应人。”
三吾工诗，往往迅笔疾书，不暇锤炼，粗豪中甚有真气。成化（1465—1487）中，桐江俞荩知茶陵，将其遗作合刊为《坦斋集》。
万历（1573—1619）间，茶陵知州韩城贾重刊。《沅湘耆旧集》收入其诗51首。
6. 明史 奸臣列传 古文翻译译文：陈宁是茶陵人。元末是镇江的小吏，参加起义军到集庆，住在军帅家，替军帅写信汇报事情。太祖朱元璋看了叫好，召他来试写檄文，词意雄壮，于是用他当随军秘书。当时刚开始四方征讨，往来文书很多，陈宁轻松应付，事情没有半点耽误，太祖更加喜爱他的才干。淮安投降了，他奉命去征兵，到高邮，被张士诚部抓住。陈宁不屈服与他们辩论，被释放回来，升任广德知府。遇到大旱，请求免掉百姓的租税，太祖不许。陈宁亲自见太祖上奏说：“百姓饥饿如此，还不停征租，这是驱赶百姓给张士诚啊。”太祖称赞他胆子壮而听从了他的意见。
辛丑日任命他做枢密院都事，葵卯日升任提刑按察司佥事。第二年改任浙东按察使。有小吏控告他隐瞒过失，陈宁已经升任中书参议，太祖亲自抓住他，陈宁认罪，关押在应天监狱一年。张士诚的吴国元年，年末准备处决他，太祖可惜他的才干，命令诸将历数他的罪行而原谅了他，用他做太仓市舶提举。洪武元年召回他任司农卿，又改任兵部尚书。第二年出任松江知府。用严历手段治理地方，一些积弊多数进行了改革。随后改任山西行省参政。召回就任参知政事，管理吏、户、礼三个部。陈宁，最初名字叫陈亮，至此太祖赐名叫陈宁。
洪武三年，因犯错出任苏州知府。随即改任浙江行省参政，没到上任，因胡惟庸推荐，召回任御史中丞。太祖曾经住在东阁，摘掉梳头。陈宁和侍御史商暠进来汇报事情，太祖见到他，就转入便殿，派人拦住陈宁不让进入。梳完头，戴好出来，才命令进见。洪武六年命令他兼管国子监。很快任右御史大夫。八月派他祭奠孔子。丞相胡惟庸、参政冯冕、诚意伯刘基没有陪同祭祀而分到了祭肉，太祖因为陈宁没有上奏，也停发半月的俸禄。从此，不参加祭祀的人不分给祭肉。很久，升任左御史大夫。
陈宁有才华，而性格特别严刻。他在苏州征税严苛紧急，曾经用烙铁烙人身体。小吏和百姓痛苦，给他起名叫陈烙铁。等到升任监察位子，场面更装威严。太祖曾经责怪他，陈宁不能改。他的儿子陈孟麟也多次劝他，陈宁发怒，打儿子数百下，竟然活活打死。太祖恨他不讲人情，说：“陈宁对他儿子如此，哪里能对君王和父亲好呢？”陈宁听到害怕了，于是与胡惟庸串通谋反。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谋反事情败露，陈宁也被诛杀。
7. 求翻译《明史·列传第四十》王英,字时彦,金溪人王英，字时彦，金溪人。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文渊阁读书。皇上考察他缜密，令他与王直抄写机密文字。他参与修撰《太祖实录》，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进升侍读。
二十年（1422），他随从皇上北征。部队回来时，经过李陵城。皇上听说城中有石碑，召王英前往查看。王英到后，不知道石碑在哪里，而城北门有块石头露出地面一尺多，王英把它挖出来，发现是元朝时李陵台驿令谢某的德政碑，碑上阴刻阴刻为凹形状。凹陷下去的字是阴字，凸出来的字是阳字。刻图章是如果刻凹陷下去的字，这就是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王英回来把情况详细地上奏皇上。皇上说：“碑上有蒙古名，将来会说是他们的土地，引起争端。”便命王英再去把碑击碎，王英还把它沉入河中。回来汇报时，皇上很高兴他这么细心，说：“你是二十八人中读书的人，朕将任用你。”便问他北伐的事。王英说：“皇帝亲征，他们一定远逃，愿不要穷追。”皇上笑道：“秀才是说朕黩武吗？”便对他说道：“军中有什么动静，听到了你即入奏。”还传谕宦官不要阻拦。立有功劳的官军有过失，皇上命不要给他们粮食，他们相聚而泣。因王英上奏后，才又给予他们。仁宗即位后，王英累升为右春坊大学士，请求省亲归家。
宣宗即位后，王英回朝。这时海内平安，天子雅好文章，常常与学士们谈论文艺，赏花赋诗，对他们的礼遇非常优厚。皇上曾对王英说：“洪武年间，学士有宋濂、吴沉、朱善、刘三吾，永乐初年，则有解缙、胡广。你要自勉，不要让前人独专其美。”太宗和仁宗《实录》修成后，王英被进升为少詹事，被赐给麒麟带。母亲去世时，皇上特给予祭葬，遣宦官护送归乡。不久命他回来任职。正统元年（1436），命他侍奉经筵，总裁《宣宗实录》，进升为礼部侍郎。八年命他处理礼部事务。浙江百姓染上瘟病，皇上派他到南镇祝祭。当时久旱，王英到后，下起大雨，百姓欢呼称他为侍郎雨。他七十岁时，一再请求退休，皇上不许。十二年，王英的儿子按察副使王裕因犯罪入狱，王英上疏待罪，皇上宽恕不问。第二年升他为南京礼部尚书，使他能有闲逸。过了两年，他去世，终年七十五岁。赐给祭葬，谥号文安。
王英端庄稳重，历仕四朝。他在翰林院四十余年，多次担任会试考官，朝廷制度多出于其手，四方来向他求铭文碑记的不断。他个性诚信正直，也好规劝别人的过失，三杨都不喜欢他，所以他不能掌大权。王裕后来积功升官为四川按察使。
茶陵李东阳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茶陵云阳国家森林公园紧邻茶陵县城，总面积8941.4公顷，集生态休闲、宗教朝圣、神农文化于一体，内有观音岩等25处自然景观，以及云阳仙、五雷池等13处人文景观，峰、峦、岩、泉、瀑俱全。其中，始建于唐年间的云阳仙道观，主祀南岳圣帝，被历代佛道之士誉为福地。
云阳山是神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源远流长，云阳山又是湘东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云阳山素有古南岳、亚衡山之称，云阳山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历史上中进士者120余人，这里还是明、清两代“四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张维新的故乡。茶陵还是我国革命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新中国的缔造者、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伟人曾在此力挽狂澜、艰苦奋斗。可以说云阳山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湘东边陲，与炎帝陵、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及井冈山风景名胜区互为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我国湘东旅游大回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园内风景旅游丰富，如山石地貌景观、瀑布湖泊景观、历史与宗教建筑、天象景观等。
茶陵派是明代中叶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因为该派的代表人物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故有是称。但是，在当时不仅没有茶陵派这一称谓，就连茶陵派的存在也受到了质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一书所列文人团体、流派甚多，但是却没有开列茶陵派的名字。 茶陵派之名，正式见于清乾隆年间。不过在此以前，提出 过与茶陵派之名近似的称谓。明人徐泰《诗谈》即云：“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文则弱矣。”“西涯”是李东阳的号，“西涯之派”实际上就相当于茶陵派了，只是遣词稍异而已。这可能是较早的承认茶陵派并予以命名的明人了。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又提出了“西涯一派”之说。其《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曰：“吾友程梦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守，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驳，孟阳之力也。”“西涯一派”与“西涯之派”，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指茶陵派。 清代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又提出了几种与茶陵派之名近似的称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顾清《东江家藏集》提要称：“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炼醇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瓌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 这里所说的“茶陵一派”（或称“茶陵之体”、“长沙一派”）与上文的“西涯之派”、“西涯一派”，实际上就是指茶陵派或茶陵诗派。四库馆臣明确地提出了“茶陵派”这一流派名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八）《东江家藏集》提要云：“（清）诗颇婉丽清新，文亦醇炼，在茶陵派内，可谓不失典型。” 至于“茶陵诗派”一名，则是由后来的陈田提出的。其《明诗纪事》丙签卷八《邵宝》云：“文庄（邵宝）诗格平衍，其蕴藉入古处，则学为之也。在茶陵诗派中，不失为第二流。”陈田的这一提法，只不过是对四库馆臣观点的补充与发挥而已。 茶陵派作为明中叶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是有其文学传承、领袖人物和共同文学风格的。这是构成文学流派不可或缺的因素。陈文新先生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相应地称之为系统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 据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一文，茶陵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者，主要有谢铎、张泰、陆、陈音等人；另一批是由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石、罗、顾清、鲁铎、何梦春、陆深、钱福等人。可见，茶陵派是一个以人缘关系为纽带而成的流派，这与以地域关系为特征的文学流派显然有别。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茶陵派是有自己的文学传承的。徐泰所谓的“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实际上已经较为准确地指明了茶陵派的文学渊源。这些人长期生活在馆阁，他们对“三杨”及台阁体是很推崇的。李东阳《呆斋刘先生集序》云：“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杨士奇）实主文柄。乡郡之彦，每以属诸先生。文贞之文，亦所自择，世服其精。”“世服其精”当然也包括茶陵派的成员在内了。其《倪文禧公集序》又云：“盖公之雄才绝识，学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达，卓然馆阁之体，非岩栖冗处者所能到也。”正如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所言，他们的诗文“隐然有台阁气象。”徐氏将杨士奇视为李东阳一派的始祖，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过，茶陵派亦不全同于“三杨”台阁体，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即云：“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李东阳对台阁末流的“缓弱”（《叶文庄公集序》）是非常讨厌的，他有意识地引入山林之风对台阁体进行了改造，这对七子有开启之功。《艺苑卮言》卷六即云：“长沙之于何、李，其陈涉之启汉高乎！”七子的中坚李梦阳，对此也不讳言：“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因此，茶陵派是由台阁体向七子过渡的纽带。 一般来说，一个文学流派都是有领袖或盟主的。李东阳就以茶陵派领袖人物自居，其他茶陵派成员也公认其为领袖。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门生经常在李东阳家聚集，“谈文讲艺”，这说明他们已经视李东阳为其领袖了。实际上，李东阳也是以领袖自居的。《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又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从中亦可看出，李东阳还有一定的排外倾向。为了使自己的文学主张贯彻下去，文学宗派领袖排斥异己，是在情理之中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内部成员主观上要有风格趋同的意识。李东阳诗文讲究韵律、技法，反对机械模拟，注重抒情。这也是茶陵派成员所共同追求的风格。《艺苑卮言》卷六云：“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轻俊者，一时争慕归之。”张治道亦云：“是时，西涯在内阁，一时文人才士罔不宗其诗法。”这说明，茶陵派成员具有自觉的风格趋同意识，他们自觉地去模仿李东阳的诗文风格。
